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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碧玉簪》到《玉簪缘》

2020-11-13 19:23:18  来源:咪哚资讯网

    “碧玉簪故事”自明代流传至今,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,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。3月8日,京剧《玉簪缘》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,为这个戏曲舞台上的老故事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、一种新讲法,笔者作为编剧之一参加该剧创作,得以重温这个故事的前世今生。

    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,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、人物关系,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,例如:由《张协状元》 《王魁》 《琵琶记》 《金玉奴》 《潇湘夜雨》等剧目组成的“状元负心戏”系列,说的都是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,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、社会矛盾。而《碧玉簪》 《香罗带》《御碑亭》 《元宵谜》等剧目,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,姑且称之为“贞女遭疑戏” 。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,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,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,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,相当于文学母题。

    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、反复地书写,必然“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” ,那么,“碧玉簪故事”的“不寻常”与“动人”又在哪里呢?今天,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,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,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,它被宝卷、宣卷、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,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,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。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情节线索很简单: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,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,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,幸而最终真相大白,夫妻团圆。显然,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,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“才子佳人戏” ,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,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、最动人的要素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,无论贫富贵贱,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,活得战战兢兢,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、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,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。“碧玉簪”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,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《御碑亭》时,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。“贞女遭疑”常局限于家庭伦理,不似“忠臣遭忌”那样气势磅礴、场面开阔,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,它们或许恰如一个双面镜,映照出封建强权统治下、封建道德桎梏下,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集体伤痛。

    在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早期版本中,不仅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,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,明明是受害者,而女主人公对于丈夫的冷暴力却只能这样说:“不怨天来不怨地,不怨夫君待奴轻。不怨爹娘来错配,只怨奴的命生成。 ”申诉当然也可以,却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后果——不能生育、落发出家、被父亲一脚踢死、为丈夫纳妾等等。这样的观念早已成为糟粕,但这些早期版本也形成了一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路——“碧玉簪”探讨的不是爱情问题,而是一个女人应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问题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,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,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、知书识礼、善良隐忍,又不喜她这样委曲求全,不愿接受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,更不愿看到三个年轻人统统毙命的惨剧“三家绝” 。1920年,越剧小歌班艺人马潮水根据婺剧等对“碧玉簪故事”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,尽量剔除宿命论的糟粕,形成了从“庆寿许婚”到“送凤冠”的基本框架,在上海首演大获成功。可以说,这次改编让“碧玉簪”脱胎换骨,成为一出悲喜交集、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。其后,该剧几经修改,并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,而由吴永刚执导、金采风等主演的越剧电影《碧玉簪》上映后引起轰动,更引发了学术界围绕该剧结局进行的大讨论。一方坚持大团圆结局的积极意义,另一方则谴责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缺失,甚至将其称为封建礼教的“奴才” 。最终,争论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,但这场讨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充分说明: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书写的《碧玉簪》 ,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,而这个问题在当时依然无法解决。

    从艺术角度来看, 《碧玉簪》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,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沉闷,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“温” ,相对于地方戏,程式化更为严格和完备的京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更为突出。于是,尽管有动听的程派唱腔, 《碧玉簪》还是渐渐受到冷遇。为了让戏火起来,不止一位程派名家曾尝试着进行改编,而李世济老师则于上世纪80年代,在范钧宏、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将剧名改为《玉簪误》 ,除丰富情节外,还创作了大量新腔,并增加丑角的戏份,以达到增强观赏性的目的。
    刘大壮 https://www.kugou.com/singer/810482.html